这次中美贸易摩擦有人惊呼中国将面临大变局，其实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已经历了很多次的大变局，即使再经历一次两次大变局，我们也应该习以为常了，没什么值得惊呼的。

原始大同世界离现在四千多年，一变而为家天下的封建制，秦国灭亡东周离现在不足两千五百年，再变而为君主专制，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首倡现代革命，1911年清朝灭亡中国进入现代共和制，离现在一百余年，当然是假共和。

其实像鸦片战争、废除科举制、上世纪的四九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说是变局也不为过，影响着实不小。

至此中华民族共经历四次国体变局，大同世界——封建制——君主专制——现代共和制，看来清末惊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指并不明确，聊以取整数而惊人尔。虽然如此 所指由君主专制变而为现代共和制则是确切的，变局之“大”是非常的当的。

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发生，但并未结束，因为中华民族还没有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现代共和制的发展道路，一切还在变局中。虽然如此，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前确实感受到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这一点就很不得了，说明中华民族还并没有到十分愚昧落后，麻木得感受不到即将发生大变局的地步，是一种有药可救的症候。

这个大变局八百年前已经在酝酿，五百年前已经发生，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切近的波及中国，所以中国还在按照东亚的逻辑演绎着，先后经历着南宋、金、元、明、清时期，而当时的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南部诸民族是应该感受到的，但事实证明他们并未感受到，当然也并没有采取任何对策，历史地看是逆来顺受，这一点看和中国是有距离的。

其实在一千五百年前，非洲南部诸民族和当时的日耳曼人生活在同样的局面下，只是日耳曼人对环境变化比较敏感并能采取积极措施，不断地改变环境及命运，到现在已经天壤之别了。现在非洲一些国家你很难说它是什么制度，共和国里面有专制小王国，小王国的君主们又在共和国里任部长等职务，西非有些国家甚至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奴隶制现象，这个大局不清楚恐怕也是落后的重要原因。

南亚、东南亚人也应该比中国对这个大变局感受比较早，但事实证明他们感受也并不早，在东亚感受比较早的还是日本人，尽管他们直接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比南亚、东南亚完得多，比中国也晚，但他们仅从与西方的贸易和道听途说中感受到了，所以日本的兰学比中国的西学要早得多而且深入得多，有志之士很早就已经准备用兰学来改造儒学了。

正因如此，日本是亚洲最早打出脱亚入欧旗帜的国家，他在这个大变局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中间走了一些弯路，但最终他比较的成功了。后来的土耳其、新加坡、韩国基本都走了相同的道路，只是因为土耳其宗教的缘故，显得比较的复杂。

脱亚入欧的“欧”其实是一个概念，并不是一切都照欧洲的样子来，亦步亦趋，他仅表示着进步、科学、文明、符合人道。

中国比较早的感受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适应，开端很好，很快就结束了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名义上是建立了现代共和制，但由于中国可能是尾大不掉，加上传统的、民族的、意外的等问题，很不幸在这条路上走的很不好，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希望中国按照传统的老路走下去，回到三千年大变局发生之初，沿着旧有的轨迹走哪算哪，当然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和想法。正应了古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中国有这样的倒退思想意识是不足为怪的，但要采取对策，对策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提高我们的理想价值，每个人真正有大局观，赋予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更有价值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