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尊贤传统，所以很多历史人物都尊称为某“子”，如尊孔丘为孔子，朱熹为朱子。由于尊称为某“子”已成习惯，称名反而觉得不够尊重，即使称字、称号也没称“子”尊重，如称孔子为孔丘、孔仲尼就如此。

但也不是所有的贤者都称为某“子”，像周公旦既不称周子，也不称姬子，王阳明也不称王子，也不是所有的朝代或时代都称贤者为某“子”，即使称某为“子”，在量上好像也有区别。

据说称为“子”的贤者，商纣王的叔父箕子为第一人，故成为中华文化第一子，同时期还有商纣王的同胞哥哥微子，他们称子据说是因为他们的爵位为子爵，但还多子爵都没有被称为某“子”，可能还是因为他们是贤者，也可能这就是以称“子”为尊的传统滥觞。

集中把贤者称为某“子”的是春秋战国，出了一大批“子”，如孔子、老子、管子、公孙龙子、韩非子等，孔子的很多弟子也称“子”，如颜子、曾子等，诸子百家由此产生，这也奠定了《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立说者皆子也”的根据。

尽管称“子”是春秋战国时士大夫的统称，如“宣子、武子、文子等，但颜渊恐怕还算不上士大夫，显然他的称“子”就不属于士大夫的统称，曾子、张子当然也如此。

紧跟着春秋战国的秦朝以及三百年的汉朝和三百年的唐朝，虽也出了很多“立说者”，称“子”的却很少，韩非称“子”，韩非的同窗李斯就不称“子”，汉景帝时期的晁错、贾谊就不称“子”，只有董仲舒称“子”，但似乎也不经常，两汉交替时的扬雄称“子”，但似乎也不经常，尤其像东汉大儒郑玄等也不称“子”。

也可能秦国务实，不注重那些虚浮的东西，范睢不称“子”，商鞅称“君”不称“子”，张仪称“子”，但不是尊贤之意，只有不能认定的一部秦国兵书《尉缭子》的作者尉缭称“子”，这恐怕是模仿孙武称“子”而来。

唐朝不但文人很多，思想者也很多，但称“子”的也不多，大概韩愈称“子”，不经常，其他如孔颖达、刘禹锡、李翱、柳宗元都基本不称“子”。

这中间魏晋谈玄很盛行，出了很多谈玄大家，像何晏、王弼不仅能谈，也能著书立说，但也不称“子”，即使称“子”也不是尊贤之意。相比战国时的杨朱，自己没有著书立说，只是有些观点被别人引述就称为杨子，何、王二人就有些吃亏。隋朝大思想家王通虽称为文中子，但那“子”是他的道号“文中子”三字一体的，不是称为“子”的尊称。

很奇怪的是离春秋战国一千年以后的宋朝，贤者尊称为“子”又涌现一个高潮，北宋中期集中出现北宋五子，南宋还出现一个直接传承孔子的朱子，和孔子的十一名高徒并称为“孔门先贤十二哲”，可谓传奇。更奇怪的是朱熹称“子”之后好像画了个句号，以后再没有称“子”的现象，王阳明不称“子”，顾炎武不称“子”、王夫之不称“子”，后来的俞樾、章太炎、梁启超都不称“子”，康有为称为“圣人”比“子”还高，但不称“子”。

北宋五子也是有区别的，称二程为程子比较多，称张载为张子也不少，但相应的称周敦颐为周子、邵雍为邵子就比较少些，这可能是习惯问题。

还有个特例就是《淮南子》，以书称“子”，这可能是模仿《管子》、《孟子》，但他的署名作者是淮南王刘安，刘邦的孙子，这可见称“子”是相当的贵重。

看来称“子”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点泛滥，后来越来越慎重，不惟著书立说，而且还要影响较大、占据主流才可能称“子”，并被习惯的接受。

此文为我的谬见，让大家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