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中师毕业分配到一个乡镇中学，学校有一个正校长，两个副校长。按规矩班子之间是不可能团结的，尽管总是强调是一个战斗的、精诚团结的班子。

正校长是五十年代县里一个半年就结业的集训班培养出来的教师，后来在历次运动中靠揭发、批判、打骂其他教师逐渐出类拔萃了，由于政治可靠成熟，思想进步，化茧成蝶成为学校小头目，文革结束当上了正校长。

这样的历练，会使人形成一系列的习惯和作风，不务正业、强势、好整人、所有人都是整的对象，还有就是不失油滑以及假正经，装腔作势。

一次例会，正校长讲话，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咳嗽两声道：“我们学校真正是领导的就我自己，其他人屁都不算。”

他没有指名道姓，但我们知道他说的是两位副校长，因为一般教师确实是屁都不算，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强调一下，而需要强调的是两位副校长，这时两位副校长的脸比猪肝还难看。

这样的校长我终于和他干了一架，原因已经记不清了，记得清的是他曾对我说：“你写的那些诗，我准备拿到县委宣传部审查一下，我看是有政治问题。”他有没有把我的诗拿到宣传部审查我不清楚，清楚的是下学期他就把我撵到小学去了，可第二年他以一调走我立刻又回到中学。

我当时年轻，本来对所谓领导者相当崇拜，而今看到领导者居然是这样的货色，于是起了对领导者大不敬心，后又经过一系列的事情，我已经不承认有所谓领导者，再经发展，我尽量不跟所谓领导者甚至官员们接触了。

所谓领导者按我自己的理解应该是一群志同道合者选举出来的领头羊似的人物，他和群众有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目的，和群众心意相通、息息相关，而由上级派下来的和群众没有什么关系的，和群众没有共同认识、共同目的的并不以领头为主要职责而以管理、打压群众为主要职责的人，当然就不能成为领导，而现在所有的官员都如此产生，都和群众是这样的关系，那自然也不能成为领导。

我现在已经退休，闲云野鹤一个，目中更无领导者，连老婆也不是领导者，所有人都是朋友、网友。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也不会称呼谁个为领导，能躲避就躲避，不能躲避实在需要称呼的时候，就直接称他为“赵局长”、“钱校长”等，迫于形势不得不尔，不会称呼他们为“赵局”、“钱校儿”，因为这透出一股亲切味儿，我和他们没什么亲切的。

我有一个同学十年未见，他在本市市委宣传部工作，可能也是个小头目，一次到我县公干，抽空和县宣传部副部长到学校找我，并说下午县委书记招待他希望我也一块去，我当他随口一说也没当真。

下午那位县宣传部副部居然打电话到校长办公室邀我去吃饭，我当然回绝。我不愿凑那个热闹，更不愿自找难看，当然还有一丝傲慢。所谓领导者都希望别人把它当根很大的葱，而不愿尊重别人，更不会尊重群众，我自然不愿意，那这样的饭局还是不去为好。

我为此也付出过代价，如果不如此好像也有机会到政府机关工作，当然我最大的损失还是从1994年以后就拒绝参评职称，所以最后还是以中教一级退休的，每月少领五百元以上，如果这也算损失的话。

如果这些也算损失，那这损失也值得，何况我几十年来坚持了下来。

有人说中国领导最多，但真正的领导最少。这话於我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