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中国乃至世界伟大的历史学家，在他那个年代更是彪炳历史星空。

但司马迁无疑仅具有中国人的思维，作为历史学家，仅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记叙上，虽然他选择的眼光及角度有历史学家的独到处，留下了很多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但仍不涉及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规律、历史发展方向，呈现的基本就是善恶循环的历史现像，但历史真的就是善恶循环吗？

也可能在如何获取天下、政权如何消亡以及获取天下后应该如何做上他作了积极的探索即得民心者得天下、敬天爱人、实行仁政，但这些都不是他的原创。

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曾剖心置腹的谈了他著《史记》的宏大目的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现在的角度说，他除了“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差强人意外，其他两个目的都是没达到的。但这不怪司马迁，中国人的思维在这方面现在也很不行。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很大、更是很好的命题，但这个命题应该不是古代中国人所能究竟得了的，就是现在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没有谁能究竟得了，但这确实是历史学家的重大责任，由此看出司马迁确实具有历史学家的抱负，真不愧伟大的历史学家。

司马迁可能受到他的老师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天人感应学说确实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但董仲舒的“天”太实了，“天”就是有意志的天即上帝，而其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这个“天”是包括和人对立或对应的一切未知的重大因素。董仲舒是完全把人世置于天道的统领之下，这个学说由于有很多虚妄、荒诞的内容，除了能吓吓帝王将相外，有时还可能给帝王将相壮壮胆，对现实的、完全遵循社会规律行事的历史依然是无补的，所以不可能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它仍然没有跳出善恶循环论。

董仲舒按现在说他是政治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都是分内的事。其实儒家一直也是在干这样的事，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不就编著有历史著作《春秋》吗？孔子编著《春秋》的微言大义其实也就涉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只不过孔子的教化性比较明显，而司马迁还主要是想通过历史记叙来展现，尽管没有展现出来。

宋明理学家不论是宋朝的“理”还是明朝的“心”，都是“天”的不完全代名词，虽以“究天人之际”为表象，其实暗含的还是要“通古今之变”的，也就是探究一治一乱的得失。虽然如此，这探究还主要是道德说教，和现在说的人文科学研究完全是两码事，因而也不可能得出科学结果。

西方的宗教有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庞大学说体系，那和我们说的完全不一样，而且也不会纳入人文科学研究之中，我不谈，也谈不好。但那里确实有一个有关的庞大学说体系，他们也很关注这个问题。

西方政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其实都很关注这个问题，都提出了各自独到的看法，应该说很多观点都比中国的政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更接近“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真理。

体系不谈，也谈不好，只说一下观点及概念，如自然决定论、人是自然进化产物、人是自然的一份子、阶级及其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社会形态、制度、科学、规律等，我相信司马迁如有这些知识或认识，他是一定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

我是什么也“究”不了、“通”不了，但我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是要敬天、二是要爱人、三是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暂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