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李约瑟之问，其实就是一个意思，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真正的人才？这问题振聋发聩，可碰着真聋子、真瞎子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

马光远先生《中国为什么一直缺乏重大创新》一文，可能论述更广泛，但核心还是人才问题，只不过是从人才的环境上说，没有环境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不可能有重大创新。

马先生列举几条原因：缺乏创新的制度体系，也就是说创新要有制度保证，这制度不是孤立的，是成体系的，制度之间互相保证，而不能打架；快是和创新背道而驰的，创新不能一味强调快，慢工出巧匠，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今天投入一颗芝麻明天就要产出一颗西瓜，那不行，急功近利是不能进行创新的；缺乏自由的梦想环境，也就是说创新她不是一个技术活，而是一个思维活动，他要有自由的空间，要有适宜做梦的环境，环境太逼窄，思维不能翱翔，就创不了新。

马先生说得很好，但不深刻。

人才的培养教育是基础，但我们的教育不是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我们教育出的人都是病态的人，远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严重得多。这不展开说。

竞争出人才是真的，但恶性竞争是毁灭人才的，我们社会就是一个恶性竞争的社会。

恶性竞争首先不是才能的竞争，而是竞争手段的竞争，为了竞争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竞争下道德高尚者厌恶竞争，出萃拔类者不屑于竞争，最后不择手段者获胜。

恶性竞争是没有规则的竞争，或者它的规则不能公开透明，这种竞争不存在犯规问题，一切以结果为准，谁笑到最后谁就是竞争胜利者。

我们可以从大小单位、不同的地区、部门而来看，他们毛遂自荐或者推荐上来的所谓人才，所谓学科带头人、所谓有突出贡献者、所谓什么奖章获得者，有几个是真有才能的，有几个是在公开透明的竞争下胜利的。以此类推，我们国家所拥有的人才都是从基层这样竞争上来的，人才也哉，恶性竞争胜利者而已。

人才的评价出了很大问题，有时人才是不能和实用挂钩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是个嘲笑话，但也是个实话，如果老从实用上来评价书生，很多书生确实是无用的，无用到连自己都养活不住，西方很多伟大科学家穷困潦倒，名震世界的卢梭晚年很凄凉，靠给别人抄写乐谱度日。

而我们的科学家、教授们的工作要和经济效益挂钩，你跑不到项目，赚不到钱就是无能，无能不就是无才吗？无才，不但老婆孩子不要你，单位也不喜欢你。科学家、教授们还有一项兼职工作，就是要扩大单位、部门儿知名度，你的名气大、人气旺、知名度高，单位、部门儿喜欢你，你学问大、有才能，但默默无闻，你的学问、才能都不值钱，扫地出门儿的可能都有。

在这种情况自然会出现逼良为娼的局面，谁还愿意板凳儿要坐十年冷，谁还敢那样糟蹋时间，于是纷纷走出书斋、走出实验室、走出科学幻想的象牙塔，像个二流子勾肩搭背逢迎拍马，哪有时间搞科研？须知科研很浪费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不假但，时间也就是科技成果。

才能这个玩意儿有时它是和性情搭配的，要么自由散漫、要么分秒必争，要么桀骜不驯，要么一丝不苟，如果你用一个统一的套子把它套住，他没了性情，才能也随之消失。所以人才适应宽松的环境，他漫不经心、吊儿郎当中可能重大创新就出来了。

但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环境，所谓人才受生活所逼基本都在机关和事业单位之中，而这里就有很多套子，套得他们大概很不舒服，但没办法，社会缺乏广阔的生存空间，他们也只能得过且过，以不饿死为原则，创新在其次，如果麻木了，可能还幸福些。

人才已经如此了，创新基本无望，但有人还认为创新也不过就是做出一个决定、制定一个规划、成立一个团队、最后再拨一笔钱而已的事。其实这里面透出的是对知识、科学的不尊重，有没有反智倾向我就不清楚了，傲慢是有的，不利于创新那是一定的。

我们现在做的很多有关加快科技创新工作，看似很有热情、很有信心，其实是缘木求鱼，南其辕而北其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