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老先生曾赠给蒋经国先生一副对子：“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不能说蒋经国先生的后世功业完全来自这一副对子，但这一副对子很有可能促使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他重新在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历史毕竟在中国人心里有着不一般的地位，历史就是中国人的上帝。

《左传》著名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这些，如果不放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意义。不仅如此，中国人的万事万物只有放在历史上才有意义。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人依赖历史，信仰历史，害怕历史，历史不但可以使他获取价值，还可以对他进行终极审判，让他身败名裂，因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就具有了宗教的上帝意义。

我们常说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英雄人物如历史星河上璀璨的明星，光芒万丈，照亮历史的黑暗，从而使中国历史获得荣耀，就像西方的圣徒荣耀上帝一样。像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老子、墨子、司马迁、杜甫、韩愈、范仲淹、张载、二程、朱熹、文天祥、王阳明、王夫之、严复、孙中山、梁启超、梁漱溟等人都是中国历史的圣徒，他们的功业都不亚于保罗、彼得、路德、牛顿等。

中国人行事自古以来就有历史观念，都是放在历史角度来看他的价值，而不斤斤计较于现世和现实的得失，所以有很多人在现实和现世上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志的时候不忘乎所以，心中时刻有历史、有天下、有人民、有高尚的追求，不得志的时候不妄自菲薄，心中照样有历史、有天下、有人民、有高尚的追求，命运过于严苛，则退隐山林草莽，自食其力，心中一样有历史、有天下、有人民、有高尚的追求，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

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不改其乐，杜甫三餐不继，不改其乐，范仲淹被贬照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什么能如此？心中有历史，心中有上帝，他知道这一切历史都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判审定。所以他们大都不过分计较生前是享福还是受罪，计较的是历史上最低不能留下骂名，能流芳百世更好。流芳百世就是荣耀历史。

因为有历史这个上帝，这个最高追求，其他一些个人的、家族的、乡党的、集团的、地域的现实的先世的利益都渺小很多，甚至不值一提。所以司马迁身遭巨变，而不忘著书立说，要藏之名山，留诸后世，文天祥处生死之际不仅面对利益诱惑大义凛然，面对小儿女的哀求时虽感情受到极大的打击，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信念不变，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自古及今都有很多仁人志士把历史摆在上帝位置，从历史大事着眼，从历史大局行事，要建立不世功业，要计天下利，要留万世名，殚精竭虑，流血牺牲我以我血荐轩辕。

历史就是中国人的上帝。